💡这项突破是什么?
了回答这一关键问题，黄荷凤院士团队自2018年起，联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四家生殖医学中心，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开放、随机对照试验，系统比较“ICSI+PGT-A”与常规ICSI在严重男性不育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研究严格筛选了1347对不孕夫妇，最终纳入450对完成试验。
“所有入选对象均为首次或第2次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严重男性不育患者”，团队成员、浙江大学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林仙华教授介绍，“为控制干扰因素，我们对男女双方均设定了严格标准：男方需要排除梗阻性无精症、性功能障碍及免疫性不育；女方年龄小于38岁，无子宫异常及反复流产史；双方染色体核型均正常。”
研究流程图
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研究采用区组随机化的方法，将受试者随机分配至常规ICSI治疗组（225对）和ICSI+PGT-A组（225对）。主要终点设定为首次移植后的活产率，以及1年内三次移植周期的累积活产率，同时记录子代出生缺陷等结局情况。
最终，常规ICSI组完成移植197对，PGT-A组因为部分胚胎在筛查中被剔除，完成移植176对。结果显示，两组首次移植活产率分别为46.2%和48.4%，一年累积活产率分别为60.9%和60.4%，均无统计学差异，可谓“打成平手”。
“尽管PGT-A可在移植前筛查胚胎质量，但是从最终活产结局来看，其并未优于常规ICSI。”黄荷凤院士总结道。
累积持续妊娠至活产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图
避免滥用 PGT-A并非普适之选
在普遍认知中，技术迭代往往意味着“后来居上”。然而黄荷凤院士领衔的这项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却表明：在严重男性不育夫妇中，PGT-A未能提高活产率，尤其在囊胚数量较少的女性中更为明显。两组在围产期与新生儿结局方面亦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提示我们，尽管严重男性不育患者的胚胎染色体异常风险可能增加，但无论从有效性、安全性或经济性的角度考虑，常规ICSI都是首选策略，而PGT-A的应用应严格评估其适应证。”黄荷凤院士强调。
研究的概括图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科研成果致力于揭示某项技术“能做什么”，而本研究则以“未能证明”为核心结论，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业内专家评价，该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PGT-A不推荐作为严重男性不育患者的常规选项。这不仅是对现有生殖医学证据体系的重要校准，也为国际指南修订指明了方向。
当然，PGT-A在高龄、反复移植等特定人群中仍具明确价值。未来，随着非侵入性PGT、单细胞测序等技术的发展，其准确性与安全性有望进一步提升。但在现阶段，临床应严格遵循依据，避免技术滥用。
回归理性 技术不是越复杂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黄荷凤院士与北京大学乔杰院士合作发表于《柳叶刀》的研究显示，在非重度少弱精症患者中，ICSI相较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VF）未能提高活产率，反而可能导致可用胚胎减少与累积活产率下降。
本次研究则聚焦重度少弱精症患者的技术选择。两项成果相辅相成，从不同层面重新划定了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适应证边界，推动全球对ICSI与PGT-A使用模式的深刻反思。这两项来自中国团队的研究，不仅有望纠正国际上ICSI过度使用与PGT-A滥用现象，也为未来指南更新提供了坚实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们重申了生殖医学的根本宗旨：不应盲目追求技术复杂化，而应基于循证证据，为患者提供真正有效、安全可及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迅速，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最新的技术未必适合所有患者，关键是要结合自身情况作出理性选择。”黄荷凤院士指出。
她进一步提出，只要能达成生育目标，技术越简单、越贴近自然越好，而非盲目追求“高精尖”。一组数据或可佐证：浙大妇院一组随访到18岁的数据显示，不同的实验室助孕技术子代出生缺陷率不同，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VF、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ICSI与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PGT-A出生缺陷率分别为4.82%、5.66%与7.14%（自然人群子代出生缺陷发生率5.6%，源于原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
“我们希望通过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突破，用最有效、最安全、最可负担的方式，为每一个独特的家庭实现生育健康宝宝的梦想。”
本研究第一完成单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大学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特聘专家林仙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吴丹丹副主任医师、复旦大学生殖发育研究院张晨研究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王璐璐医师、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路瑶主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周萍副主任医师为共同第一作者。黄荷凤院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Ben Mol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孙贇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吴琰婷教授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张松英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资助。
